劉連娣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九份民宿權。)
　　龔澎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反映情況msata時不要有任何顧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但是，用什麼方式反映，很有講究
　　本刊記者/楊敏
　　1949年11月，在外交部成立前的兩三天，清華大學外文系一年級學生室內裝潢宋以敏第一次見到了時任情報司(後改名為新聞司，以下統稱新聞司)司長龔澎。
　　36歲西服的龔澎身材頎長，面容姣好，出席正式活動的時候，優雅雍容，平時則有些不修邊幅，想問題時煙不離手，有種灑脫勁兒在裡頭。她待人友善，對待新來的年輕人也很平等。
　　因新成立的外交部急需人員，一年級的宋以敏只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經過短期的政治和政策培訓，就進了外交部，被分在新聞司負責國際動態調研的網站優化三科。
　　龔澎把三科定位為中共中央的“耳目”，要求他們對國際動向保持高度敏感，以成為合格的“偵察兵”。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尤其是10月中國入朝參戰之後，時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對跟隨他多年的龔澎提出了新的要求。
　　當時，在西方的封鎖下，中國不能直接訂閱英美報刊，信息來源只有新華社的內部參考材料和向香港的剪報公司訂購的專題剪報資料。
　　“新華社提供的國際動態信息很有限，香港剪報公司寄來的剪報，零碎蕪雜，很不及時，而且價格不菲。”後任新聞司三處副處長的宋以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龔澎組織三科人員收聽西方國家電臺，並創辦了《快報》和《臨時通報》——後者即外交部出版至今的內部刊物《新情況》的前身。
　　收聽“敵台”
　　成立之初的外交部，位於北京外交部街33號。這裡原是北洋政府外交部舊址，由東樓和西樓組成。
　　新聞司在西樓辦公，一科和三科在樓下東側各占一大間，中間的一小間是龔澎的辦公室。頂樓還有一個小間，專門用於收聽“敵台”。
　　除了由新聞司負責管理的外交部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新聞司的業務人員只有二三十人，但僅留美歸國人員就有6位之多：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博士浦山、曾做過記者又同赴密蘇里大學攻讀碩士的李肇基和麥少楣夫婦、前國民黨中央銀行副總裁之子陳輝和後來成為他妻子的哥倫比亞大學碩士陳秀霞，以及在新聞司短暫工作過的王曾壯。
　　也正因為龔澎用人不拘一格，因此屢屢受到“重才輕德”“重業務、輕政治”的批評乃至指責。
　　彼時，中國的通訊設施非常落後。外國通訊社往國外發消息只能到電報局去發，新聞司很多人連錄音機都沒有見過，市場上能買到的收音機的頻率也很有限。龔澎設法搞到了一臺從國民黨處繳獲的美軍電臺。因其功率很強，這臺電台還遭到過公安部門的懷疑，部里專門為此出具了證明。
　　從1950年底開始，新聞司英語聽力最好的陳輝和黃星兩人輪班，24小時蹲守在這台舊電臺前，收聽美國之音、BBC和澳大利亞廣播電臺等台，捕捉朝鮮戰事的消息，以及與中國相關的報道。
　　出生在香港的黃星，4歲開始學英語，在港期間曾在喬冠華和龔澎主編的英文期刊《中國文摘》從事翻譯工作，1950年受龔澎之邀進入新聞司工作。
　　如今90歲高齡的黃星，說中文帶著濃重的廣東口音，但卻講一口地道的英式英語。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年在頂樓 “收聽敵台”的緊張日子，他們每天的睡眠時間不超過4個小時。
　　但黃星和陳輝的中文不夠熟練，所以只能將重要新聞用錄音機錄下來，打出英文文字稿，再由其他同事接力譯出。
　　譯好的稿子，編成《快報》，用複寫紙手抄五份，或由打字員打印出來，趕在每天早上九點左右，分送中共中央辦公廳、總理辦公室和外交部辦公廳等。
　　宋以敏由於剛上大學一年級就被調入外交部，當時“英文太糟”，聽不了廣播，只能做點輔助性的工作，包括抄寫《快報》。
　　由於時差的關係，許多重要事件常常在深夜發生，要是非常緊急，陳輝和黃星就會使用紅機，直接撥通總理辦公室的電話，進行彙報。
　　《快報》主要是報道簡短動態，重在“快”，緊急的時候一天會出好幾期；《臨時通報》則主要就中國關心的問題，搜集西方國家報刊上的信息和評論，據此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斷。
　　編寫《臨時通報》的主力之一是三科副科長、外交部有名的才子曹棉之。參與編寫工作的，還有李肇基、李肇新、王曾壯、馬德齡、楊壽康等。不幸的是，李肇基1955年去參加萬隆會議時，因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而遇難。
　　由於工作量大，有時三科忙不過來，新聞司負責外國記者工作的一科和負責聯繫駐華使館的二科同事也會來幫忙，收聽廣播，編寫刊物。
　　東柏林站點
　　但是，僅僅通過收聽廣播收集信息，顯然遠遠不夠。第二年，龔澎想出了個重要的補充辦法：利用東、西柏林之間可以自由通行的有利條件，在中國駐民主德國外交使團內設立一個站點，處理設置在西柏林的信箱所收到的當天的報刊。
　　1951年秋，宋以敏跟隨時任三科科長孫方，飛赴東柏林。孫方是李克農的女婿，曾經當過葉劍英的翻譯。
　　中國駐民主德國外交使團的駐地，設在東柏林卡爾霍斯特區的一座三層樓小旅館里，離蘇軍軍營不遠。旅館地方狹窄，一進門的接待室只容納得下一大一小兩個沙發。新聞司的站點位於三樓。
　　這個站點陳設簡單，有一臺大體積的收音機，用以收聽新聞。室外有一個小陽臺，工作間隙能出去透透氣。陽臺只有四五平方米，站在一角拍照，永遠只能照到胸口。
　　每天一早，使團的德國司機邁耶爾會開車到西柏林，去收取所訂閱的當天出版的二十來種英美報刊。《紐約時報》《紐約先驅論壇報》《華盛頓郵報》《時代》《美國新聞與報道》《新聞周刊》《泰晤士報》和《經濟學人》等大報大刊，統統包括在內。
　　報刊一到，孫方和宋以敏就開始快速閱讀。朝鮮戰場情況、各國圍繞朝鮮戰爭的政治博弈及其對中國的態度和評價，是他們的關註重點。
　　傍晚時分，司機會送宋以敏去電報局，通過電傳機，把摘編好的英文信息發回國內。發完電傳通常需要半小時左右，有時要一個小時。
　　回去時往往已天黑。路過蘇軍軍營時，宋以敏常常看見許多德國姑娘隔著軍營的鐵絲網與蘇聯大兵互訴衷腸。這在當時的東柏林，已成為一景。
　　從東柏林及時發回國內的這些電傳稿，大大充實了《快報》和《臨時通報》。
　　“讀當天的英美報刊，當天向國內發電傳，這已是當時所能想到的最快渠道了。”宋以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如今已82歲的她身材不高，披一條灰色羊毛圍巾，講話溫和謙遜，帶著老一輩知識分子的書生氣。
　　1953年初，孫方和宋以敏奉調回國。之後，新聞司又派出了兩批人員，一批是任以沛和郭達，還是在東柏林；另一批是劉珙和方生，轉到了日內瓦。每批只能待一年多，或者更短時間，以免時間太長，摸不清領導意圖。
　　之後，這項工作就轉給新華社了。新華社駐倫敦分社記者每天從大量英美報刊中進行摘編，發給總社，新聞司則作為訂戶，繼續使用這些資料。
　　“一定要反映，哪怕很反動”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快報》完成其使命停刊了。《臨時通報》則繼續出。
　　為此，三科每天一早都要開碰頭會，確定當天上報的主要內容。
　　當時，西方的電臺和報刊上充斥著對新中國的質疑和抨擊。龔澎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反映情況時不要有任何顧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龔澎要求我們，重要的評論，哪怕很反動，一定要反映，不反映就是失職。”宋以敏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但是，用什麼方式反映，很有講究。龔澎對此要求極為嚴格。”
　　有一次，宋以敏在西方報刊上讀到一篇文章，裡面認為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有矛盾，她立刻向龔澎做了報告。龔澎讓她馬上摘譯出來，手抄一份，直送周恩來本人，並囑咐她，絕對不得外傳。
　　50年代中期，宋以敏在《外交季刊》等美國報刊上不斷讀到哈佛大學博士、該校俄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布熱津斯基的文章，論述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她做了多篇摘介。
　　“當時布熱津斯基還沒有後來這樣有名，但是他提出的觀點自成體系，也很新鮮。”宋以敏說，“那時候我們都認為中蘇關係沒有問題，說有問題，那是挑撥離間。但這沒有妨礙我們向上如實反映這類觀點。”
　　後來，宋以敏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的身份去美國訪問時，在1997年2月去拜訪了布熱津斯基。見面時她告訴他，早在40年前，她就開始把他的評論介紹給中國了。布熱津斯基很高興。
　　那次見面之後不久，布熱津斯基把自己剛剛完成的新書《大棋局》樣書寄給了她。此書中文版就是根據這本樣書譯出的，受到了多方關註。1　　反右中的重災區
　　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了。
　　儘管在時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張聞天的努力下，外交部被打成右派的不到1.5%，但新聞司卻成了重災區，共揪出8名右派，占外交部右派總數的1/3。
　　“當時隨便說一句什麼話，都有可能被上綱上線。”黃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被打成右派的都是新聞司的主要業務骨幹。他們既有頭腦又有才華，觀察問題很敏銳，中英文底子都很好。”宋以敏的聲音里掠過一絲惋惜。
　　三科的骨幹成員，被一網打盡。
　　當時，孫方已升任新聞司主管三科的專員，正在中央黨校學習，他對當時的許多做法甚至制度不滿，提了一些意見，就被打成了右派。右派之中，還包括《臨時通報》的兩大主力，接任三科科長的曹棉之和黃星的丈夫李肇新。
　　李肇新被打成右派，與黃星有關。
　　黃星曾被朝鮮駐華使館借用，幫他們出英文公報，還幫忙翻譯和編輯了一本題為《揭露朝鮮戰爭的煽動者》的英文書籍。1950年11月，中國政府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美國武裝侵略臺灣案”，伍修權作為中國政府特派代表赴會，這本書被他帶到了聯合國，散髮給安理會成員國。
　　黃星看過大量資料後感到，這些資料並不能說服她“開第一槍的是南朝鮮”。她偷偷地跟李肇新講：“連我都說服不了，怎麼能說服世界呢？”李肇新無意中將她所說的告訴了黨支部書記徐晃。這在反右鬥爭中，成了他們“支持美帝國主義”的鐵證。
　　被劃為右派(包括中右)的幹部，都被調離了新聞司。
　　曹棉之、李肇新被調到了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這個所由張聞天一手創辦，在當時實際上成了他保護知識分子幹部的一個庇佑所。黃星被調到外交部所屬的一所學校教英語。1963年，黃星夫婦雙雙調離外交部，去了外交學院教書。
　　反右之後，因為新聞司出了大批右派，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把《臨時通報》改名為《新情況》。
　　宋以敏記得，主管新聞司的副部長羅貴波專門到三科來講了一次話。他表示，不可能再對三科像過去那樣提出很高的要求，但留在三科工作的要儘快迎頭趕上。
　　調來的新科長馬兗生，是著名文藝理論家、作家王任叔的妻子。她有“拼命三郎”之稱，一年之後，《新情況》慢慢站住了腳，逐漸辦得有點聲色了。
　　無論是之前的《臨時通報》，還是之後的《新情況》，都是周恩來經常看的刊物。新聞司偶爾能收到總理辦公室退回的刊物，宋以敏看到，上面有周恩來用毛筆寫的批示，還有著重號等標點符號。
　　“綜字號”
　　1961年，國際風雲變幻，相繼出現柏林牆事件和古巴導彈危機，形勢一觸即發。
　　龔澎向上級建議，可以學習西方國家，每天做一張“24小時國際重要新聞一覽表”，以便中央領導一上班就能掌握當天國際上發生的大事。這一建議得到了部領導的批准。
　　這個一覽表，被稱為《新情況》“綜字號”版。
　　外交部對綜字號版非常重視，在新聞司設置了幾臺電傳機，直接接收美聯社、合眾社、路透社、塔斯社等世界各大通訊社的英文稿。部里還安排了專門的通訊員，每晚跑三次新華社，去取新華社駐英、美分社發回的外報外刊摘編。這些材料，一兩天就裝滿一麻袋。
　　由於時差關係，綜字號版的工作時間從晚8點到早8點，中間只能休息一到兩個小時。時任外交部副部長韓念農親自協調，在六國飯店(現華風賓館)安排了兩個房間。這個飯店原來是專門供蘇聯專家居住的，他們撤離後正準備裝修。上夜班的人員，白天可在這兩個房間休息。
　　三科派出三四人上夜班，宋以敏也在其中。開始半年，每天都需要值夜班，辛苦無比。後來，改為上一周白班，上一周夜班，白班做普通版《新情況》，夜班做綜字號版。又過了一陣，才改為三班倒，即一周夜班、兩周白班了。
　　如果哪個地區發生了緊急事件，或遇到很專業的問題，新聞司還有權申請其他業務司的同事一起值夜班。
　　綜字號版每天早上八點印出來，立即送外交部領導和周恩來辦公室。
　　文革開始後，綜字號版《新情況》被要求必須在頭條反映世界的主要潮流——即世界各國人民是如何擁護毛澤東思想的，而這在外電中是找不到的。無奈，編輯們只能從當天的《人民日報》上抄點材料交差。
　　1970年，綜字號版《新情況》停辦。
　　《新情況》153號
　　1973年，《新情況》惹出了一場軒然大波。
　　這年6月，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訪美，同美國總統尼克鬆舉行了會談，並簽訂了一系列合作協定。
　　按照周恩來的指示，6月16日，美大司美國處副處長張再寫了一篇分析文章《對尼克鬆-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發表在《新情況》153號上。文章指出，美蘇這次會談的“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
　　7月3日，周恩來從王海容處得知毛澤東批評了這篇文章，當即致信外交部負責人，要求撤回該期《新情況》，並檢討說：“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
　　4日，毛澤東約張春橋、王洪文等談話，再次點名批評外交部，認為這篇文章只寫了美蘇勾結，沒寫雙方的爭鬥：“近來外交部有若干問題不大令人滿意。我常吹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而外交部忽然來一個什麼大欺騙、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錶面，不看實質。”他又說：“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
　　14日，周恩來審閱、修改了由外交部起草的《〈新情況〉一五三號錯誤何在？》一文，送毛澤東審定後，將此文連同《新情況》153號，除原發單位外，加發到中國各駐外使領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黨政軍部門。
　　這事並未到此為止。當年11月底到12月初，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周恩來的所謂錯誤。江青等人指責周恩來所執行的外交路線，是“喪權辱國”“投降主義”。
　　即便今日，張再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對於後來所遭到的輪番審問，並被厲聲追問此文與周恩來的關係，仍然心有餘悸，對此事三緘其口。
　　此後，隨著文革的結束，中國的國門漸漸打開，《新情況》回歸外交部內刊的定位，不再承擔中央“耳目”的特殊功能。
　　《新情況》153號事件發生時，新聞司早已物是人非。
　　1969年11月，宋以敏隨外交部大批人員一起，下放湖南茶陵的外交部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龔澎的姐姐、外交部國際條法司司長龔普生也在其中。
　　龔澎特意去火車站，為老戰友們送行。文革開始後，她因所謂“裡通外國”的問題，遭到抄家和審查。在周恩來的努力下，當時剛被“解放”出來。
　　11初的北京，已經有了蕭瑟之感。在火車站的茫茫人海裡，宋以敏特地擠過人群，去與龔澎握手道別。
　　當時，宋以敏的丈夫，時任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張聞天的助手何方被打成外交部“反黨宗派集團”的主要成員，已先被髮配江西的五七幹校，她已經做好了一輩子下放的準備(她和何方分別在幹校待了五年和九年才回京)。她心想，這可能是她們的最後一次見面了。
　　果然，她再也沒能見到這位她所敬重的優雅能幹的老上級。
　　1970年9月20日，龔澎因腦溢血，在北京去世。★　　（原標題：歸外交部內刊《新情況》前身：為中央當“耳目”）